近一二十年内旅居海外的众多中国画家中，陈逸飞、丁绍光、石虎是三位最具影响的代表性人物。而在这三人中，石虎是唯一一位不以作品画面的漂亮赢得观众的艺术家，同时也是唯一一位出国前就赢得卓著声誉的中国画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石虎身上，更能体现一种民族的本性：刚直、坚毅、不屈从，同时从他艺术的成功中也更能体味到民族艺术的感召力和变通能力。日前，笔者有幸在兰州见证了这种坚毅性、感召力与变通能力。

　　想像中的石虎，一定是一位沉默寡言者，因为他的那些画中充满了怪诞和不可知。可一见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不仅不沉默，而且绝对态度明朗———明朗得有些“天真”；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极乐意将此种观点陈列出来与同道、画友切磋；若有谁与他争论便欣喜万分，“披挂上阵”，杀得个天昏地暗。所以，在人们的眼里，这位当今国际画坛的大师级人物不仅是位天才艺术家，还是一位雄辩家。

　　石虎给予我们的意外远不止这些。在我们的观念中，大师必胸藏万壑，故而城府也深，令人望而生畏。哪知，这位名震海内外的杰出艺术家骨子里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平民主义者”。因此，不论是谁，只要是关注文化或人生，都可以轻松地坐到他的身边，与他探讨、切磋、甚至交锋。

　　从中川机场一下飞机，奔波了一天的艺术家一边为公路两侧绵延无际的荒山激动，一边与我们很轻松地侃起了人、自然、技术之间的关系：“技术愈进步，离自然、离心灵就愈远，所以艺术家们应该与技术保持距离，他应该听从心灵的指导，而不是别的……”他将自己的此次西北之行称作是听从心灵召唤的结果，并风趣地说：“艺术家应该与技术对着干，应该拉科学的后腿。”

　　９０年代初移居澳门，而后又在新加坡获得定居权的石虎，时刻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便利；并且在他的笔底，也从未摆脱过现代或西画意味（这种意味近来似乎日趋浓烈），但是，在言辞中他却坚决拒绝心灵或艺术的某种“现代性”，决然地将自己归类于“与陕北安塞的剪纸老艺人一样的人”。这似乎是一种矛盾。然而，当我们考察他的经历、学养以及作品的底蕴后，即刻会明白，这位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少有的精力旺盛的天才，并不是在故作姿态，他对历史、传统、自然的亲近感是从他心灵深处生长出来的。

　　石虎，１９４２年生于太行山区的河北徐水，家境较富裕，父亲早年曾留学法国。然而，这种优越条件不仅没有给他日后的生活、事业带来便利，反而成为一个不幸之源———待他到了上学的年纪，一项“地主成分”的帽子使他与家人一起成了社会的“异类”、失去了正常接受教育的机会。好在先天的聪颖弥补了生活的种种不幸和缺憾，这期间，太行山区纯朴的民俗民风特别是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成了他最好的文化与艺术的启蒙老师。这种启蒙，虽然并没有左右这位杰出艺术家日后艺术之路的全部走向，但毫无疑问，正是由于它的作用，使得今日的石虎无论作品如何变幻莫测、如何难以解读，而其内心始终保持着对乡土、对童真的一份怀恋与崇敬。
　　当然，命运给予石虎的并不都是磨难。１５岁那年，他成了北京第十九中学的一名学生，毕业之后进入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深造，两年后（１９６０年）跨入了浙江美术学院的大门。之后经过一番辗转，他便修成“正果”———成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当然，真正使石虎命运出现根本性转折的，是１９７８年的一个出访非洲的机会。那次，他受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邵宇的委派随中国政府代表团走访了非洲１３个国家，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感一一画了下来。次年，便在全国销售一万册。打那以后，凡中国搞艺术或喜爱艺术的人都知道：在北京有一个将非洲人特别是非洲少女画得无比地传神、无比地撩人心魂的画家———石虎。

　　石虎，似乎一夜之间在中国画坛崛起。但是，当我们回首２２年前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围氛，仔细分析那部《非洲写生》所携带的文化信息，便会觉得：石虎的崛起是一种必然———文革刚刚结束，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百废待兴，而石虎那一笔造型准确而又不乏夸张变形、用笔敷色简练而又不乏温情的彩墨写意画正符合了人们那种求新求变的审美需要。当然，从艺术的角度讲，石虎以自己独有的艺术语言（这种语言在今天看来已十分普遍）为中国画向着多元化的方向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范例，从而给当时异常沉闷的中国画坛吹进了一股新风。也正是因此，石虎成了中国新时期美术的开拓者和重要代表人物。

　　日前，在兰州饭店的一间客房中，石虎向我们讲述了他２０年来的艺术历程和与甘肃的某种缘分。

　　“‘非洲写生’画完之后，我便不想再画那种风格了，而想创出另一种画风来……”为了创出此种新画风，他走了全国的许多地方，其中包括两度来甘肃。

　　正像法国的毕加索有蓝色时期、红色时期一样，石虎近年来一直走着一条不断否定自我、推进自我的道路：简笔彩墨画———满构图式的彩墨画———纯水墨画———重彩画，他似乎遵循着一种中国古老“阴阳”哲学来完成自己艺术世界的构造。他从未对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艺术失去耐心。

　　今日，石虎的绘画早已没有了７０年代末声誉雀起时那种美观、温雅。在那动辄数十米的巨幅画面上，他时而用“加法”、时而用“减法”、时而将“加减乘除”一齐用上，因而无论图样、色彩，还是涵义都变得纷繁、神秘，不可知。尽管这些作品从外表上粗粗看去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国外的现代派绘画，但石虎却坚持认为这是一种民族性极强的艺术，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东西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中国，更确切地说来自民间和历史———民间艺术的造型、壁画的敷彩、远古的蛮梦……或许，这就是民族性与国际性、传统与现代的共通之处。

　　石虎，或许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心底里恪守着民族性，但作品却与“现代艺术”纠缠不清；情感上渴望乡土味，但人却居住在海外。对此他自己的解释是：我的绘画基础在中国内地就打下了，到澳门或新加坡只是为了寻求另一些东西。按照他的解释，这另一些东西大约不外两方面：一是效率，“到澳门后工作效率是北京时的三倍”；一是艺术品的价位。我们注意是，石虎艺术品单幅的成交价从８０万元港币到８００万元港币节节攀升的记录，都是在９０年代初移居澳门之后创下的。
以梦幻为主题，是石虎近年重彩画作品的一个鲜明特点。这是他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结果。在石虎的眼里，甘肃正是一片蕴含无限梦幻的历史故土，所以他不辞辛劳，一次一次从北国南疆、从天涯海角奔波而来。在兰州，他向笔者透露了一个设想：用大约１０年的时间，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寻找一种新的感觉，使画风再来一次变革。

　　但愿，这位中国画坛的骄子能在这１０年“寻梦旅程”的第一站满载而归，用他那支魔力四射的画笔，将西北这个古老而神奇之梦带至遥远的他乡，告诉更多的人……

　　在当今的中国画坛，石虎无疑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存在，他的对于中国画艺术的创造性贡献及其作品在国内外市场屡屡创出的轰动性效应，是20世纪90年代的画坛奇迹，同时也足以为21世纪的中国画坛展示出一种全新的格局。

　　平面绘画领域，寓居海外目前被视为最有影响力的三个人是丁绍光、陈逸飞和石虎。且看石虎作品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创下的天价：《坤梦图》250万元人民币；《乐年图》200万港币；《双马图》214万港币；《玄腾图》800万港币……从介入市场，从生存方式以及获取这种方式的运作过程，丁绍光和陈逸飞无疑都是最为成功的。但也无可讳言，陈逸飞的画面是与当代人生存现状无关的绘画悬挂品，在风格上挪用一些欧洲古典主义的光影方式，在叙述方式上是让西方人痴迷和津津乐道的东方女人的风情。丁绍光完全是把工艺化的产品推广成为让西方人追忆游览少数民族风情的纪念品。他们二人作品最大的缺陷是没有生存的当即语境，不论是在平面绘画的技术层面还是审美层面。

　　但石虎却不同。他的创作抛开了既定绘画程式所构筑的隔离生命直接体验的栅栏，重新找回那属于艺术原创的生命原点，在革新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历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

　　石虎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中国画百年之争在传统，在笔墨。虎丹青数十载，志于创新而珍重传统，从未大言反叛。创造家不能发现和给予，其反叛乃无能之欺世；创造家能够给予和发现传统，反叛则无从谈起。中国文化的希望仅仅在于回归，正如夫子所言之唯此为大。中国艺术历经变革，其光明在于不废龙人文化之磐石，即系于汉字神性的天人之道，画理在书，书理在字。道字而书，道书而画……这是石虎的艺术理念，也是其实践并得以成就的基石。故而，从本质意义上说，石虎是一位最东方化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在视觉构成上以线和色彩为核心，不论线还是色彩，都与西方艺术造型中的线与色彩在物象还原的性质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即是生命直觉和生命能量释放中的主观化的时间韵律的空间凝聚。在视觉图像的创造中，他把个人化和本土化放置在当代视觉文化语境中，去实验东方艺术当代性的审美转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石虎在中国画中表达了无所不在、无往不至的中国人的思维和梦想。他试图在三个方面为中国画的新世纪提供一种富有诗情的构想：表达现代绘画和中国古典精神共同的内核；描绘人的近乎天使般的感觉——“神觉”；把画画得和文字一样博大和辽阔。

　　石虎成功了。在90年代初开启了“神觉”后，用只有心才能控制住的笔、墨、彩和线条、块面，把仅属于他的画画得如火如荼，如痴如醉，如凄如惶。石虎是画人物的画家。可他居然像画山水一样把画画得如此辽阔，如此磅礴，意象的纷繁，景观的深邃，色彩的凝重鲜亮，雄劲激昂又安宁温情，真正达到了无法大法的境地。石虎的画可以大到数十平方米，而画的每一个局部却是那么精微，那么具有绘画性。

　　为了给中国画寻找一个无所不在，无往不至的大于思维的形象，石虎发现了“字思维”，发现了画与文字的相通之处，即中国字一开始就是画，而中国画完全可以容纳进天地日月、沧海桑田。《芦月·蔽水芦花戴月光》、《细典·对月切勿上马迟》、《相拥·向画冷暖索温柔》……都是石虎画作的题名。石虎用画表达了他心中的文字和境界，文字的宽大和从容。

　　中国文字总是能轻易地写出一个个宇宙，石虎想让他的画也写出一个宇宙。

　　石虎把古今中外所有的意象都随心所欲地放进他的画里，因为他在研析了一些西方大师的作品后，发现“毕加索几乎全部作品都是按中国画的程式和步骤画出来的。波洛克更不用说，德库宁简直就是中国式的大写意。”由此，石虎在其画中，自然而然地拿来了毕加索。他的重彩画出乎人们意料地用了减法，他认为色彩剥落的感觉拥有时间，用减法可以减出沧海桑田。石虎说中国画和中国字一样，与生俱来的就是用形象表达思维。由此，他成功地打开画面，展开了中国画无所不在、无往不至的那些美。

　　抛开边框的石虎的画，是一种真正的大画，而真正的大画，自然也应是中国画未来的面容。